以中国近代百余年的防疫事业为主线，介绍两位做出极大贡献的前辈——伍连德与汤飞凡

以年伍连德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战胜鼠疫为起点，揭开了中国的近代防疫事业，至今已有年的历史。

自年“中央防疫处”的成立，标志着从国家层面正式开始了生物制品事业，至今也已有年的历程。

当然，伟大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只有这多年的成果，之前的功绩也不能埋没，这还是要从最最经典的开场词说起：

自

古

以

来

早在多年前，在我国的医学名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到了“治未病”的先进理念，即采用提前预防的手段，消灭潜在疾病的措施。书中提到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就是最原始的免疫观念。

东晋时期，葛洪所著作的《肘后备急方》中，就介绍了将狂犬的脑子敷在伤口上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同时也记载了天花（当时叫做虏疮）这一曾经肆虐全球的疾病，比西方早了多年。

直到明清时期，通过接种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在我国日趋成熟。清朝的康熙帝正是因为小时候得过天花，才从众多皇子中得以继承皇位。由于康熙帝的推广，从宫中到民间开始了广泛的接种工作。当时的成功率就已经达到了99.6%。外国人听说我们有这个高科技之后，纷纷跪求学习方法，并逐步推广到世界。

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医学取得的实践成果，也是对世界医学的巨大贡献。

开始进入正题：

我国近代防疫工作的开端，是由公共卫生专家，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博士揭开的。

年末，在中俄边境由于一些人捕捉旱獭，感染上了鼠疫。因为中东铁路线比较发达，又临近春节，所以有很多闯关东的外省人集中回家，也就是早年间的春运，造成了疫情的迅速蔓延。

爆发的突然，从边境到哈尔滨，长春，沈阳，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因此丧生。因为一时没有有效的治理措施，社会上有了很大的恐慌情绪。所以日本和俄国就想以此为借口，包揽中国的防疫权。在这紧急时刻，清政府请来了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和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中国医官——伍连德。梅斯尼深信鼠疫是由于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给人的，于是号召大家灭鼠。虽然灭鼠工作轰轰烈烈，但这并没有阻止疫情的蔓延，每天死亡的人数不降反升。

与此同时伍连德也在做着相关的研究工作。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禁忌，他偷偷解剖了一位死去的日本女性尸体，在肺部发现了鼠疫杆菌。结合当时的情况，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集体死亡，而且寒冬季节屋子里很少空气流通，伍连德开始怀疑是空气传播，所以将此次疫情命名为“肺鼠疫”。于是要求停止捕鼠，火车停运，封锁住疫情。但日本和俄国虑到自身铁路系统的利益，并没有严格实施停运，直到连梅斯尼也因为鼠疫去世，才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伍连德博士

于是人们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伍连德身上，随着后续医务人员的到达，伍连德也得到了更大的支持。首先采取的就是隔离措施。考虑到当时的紧急情况，就地取材，利用火车的空车厢作为隔离场所，其次工作人员一律佩戴“伍氏口罩”并严格检查疫情。但这也没有抑制住病情的蔓延。死亡的阴影，继续笼罩在阴冷的大地上。

当作临时隔离场所的火车车厢

伍连德发明的“伍氏口罩”

不过伍连德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因为鼠疫杆菌在尸体上仍然能够存活，并且天寒地冻，大量来不及处理的尸体没办法掩埋，露天放置的尸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传染源，所以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烧！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下，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于是上书清廷，在得到了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允许后，开始了尸体的集中焚烧工作。同时倡议大家多燃放鞭炮，利用硫磺来杀灭空气中的病菌。很快，疫情得到了控制，

露天放置的尸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传染源

造成6万人丧生的疫情，在1个月后最终得以平息。这次防疫行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

晚清时期，大清国给人的印象都说是积贫积弱，但这次和鼠疫的正面硬杠，并且取得胜利，还是让世界为之一惊。尤其让中世纪饱受鼠疫之苦的英国刮目相看，心想这用的是什么神仙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派出代表，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会议，伍连德担任主席。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外国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鼠疫会议

之后几年，又出现过几次鼠疫疫情，不过有了先前的经验，在伍连德的带领下，也都得到了迅速的治理。不过治理总是下策，要从根本上预防疾病的传入，就要自己掌握关口的检疫权。之前的检疫工作一直是外国人担当，自然不会真的为了中国人民着想，于是和当时的民国政府共同推动收回检疫主权的行动。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最终在年全部收回了各海港的检疫主权。

他所做的这些大量的基础工作，极大的推动了中国防疫事业的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提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近诺奖的人。梁启超更是如此评价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向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博士一人而已。”

此外伍连德和颜福庆博士还主张成立了中华医学会。

颜福庆博士还创办了很多的教育机构。下文中将讲到的汤飞凡院士就是在颜福庆创办的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于年转而去美国哈弗医学院继续学习。

颜福庆与湘雅医学院

年，绥远省（今河北，内蒙一带）再次爆发了鼠疫，当时的国民政府由于军阀混战，国库空虚，在靠外国借款将疫情平息之后，鉴于之前数次疫情的教训，内务部决定用剩余款项，于年3月成立了永久性的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选址在天坛祈年殿西南方向的神乐署作为生产试验的场所。神乐署北边为饲养实验动物的区域，西侧为办公休息区。

孩子在神乐署接种疫苗的情景

年中央防疫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国家层面正式开展了生物制品事业。最初是作为预防控制传染病流行的机构。作为均有赴日留学经历的刘道仁和严智钟担任了首任正副处长。在短短4年之后的年，已经可以生产各类制品20余种，部分产品在国际上获得奖项，并产生一定的知名度。到了年，生产的各类制品更是达到了48种。

与此同时，年汤飞凡从哈弗毕业之后，汤飞凡接到了他的老师颜福庆从国内的来信，希望回国建立中国的医疗防疫体系。于是他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年春回到上海之后，即开始研究沙眼病毒（当时认为是一种病毒，后来定为衣原体）。面对当时国内落后的卫生条件，虽然和美国差距很大，但他说：“这才是让我感到真正自在的地方。”

工作中的汤飞凡

工作中的汤飞凡（右一）

沙眼作为一种可以致盲的眼病，当时国内发病率在55%左右，农村更是高达80%-90%，有“十眼九沙”的说法。在随后的研究中，汤飞凡发现之前日本学者所谓的沙眼“颗粒杆菌”并不能引起沙眼，于是推翻了日本学者的假说。汤飞凡在-年之间，赴英国进修。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全面侵略了东北。民国政府考虑到国内的形势，在兰州成立了西北防疫处（新中国后为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最初以兽用制品为主。

西北防疫处最初成立的地址，位于兰州小西湖

随着战争态势的不断扩大，从年起，中央防疫处被迫开始了长达11年的南迁之路：

年从北京开始迁往南京；

年转而迁往长沙；

年底由长沙经过贵阳，最终迁至昆明；

抗战胜利后，年从昆明迁回北京原址重建。

年汤飞凡从英国进修回来之后，本打算继续研究沙眼病原体，因为战事瘟疫猖獗，急需疫苗血清，所以再次接受颜福庆老师的请求，去昆明重建中央防疫处。

年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

汤飞凡带领一些技术人员，克服了设备短缺，人员不足等重重困难，依然在战时坚持生产出大批血清，疫苗。满足了西南部地区的防疫需求，也支持了军队在远东的作战需要。并在年分离出青霉素菌种（当时称为盘尼西林），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并没有制造出可用的青霉素。

英国《自然》杂志年有一篇关于该防疫处的特写：“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车间……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但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他有一个效率高的培养、分装和检定系统。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玻璃厂，能制造各种中性玻璃器皿。”文中还说：“故事本身说明了这个工厂的作风。若干月来，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事故。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取水）。……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就自己制造。……”

李约瑟在昆明采访汤飞凡

两年之后的年，樊庆笙从美国学成后，一路冒着炮火，从太平洋到印度洋，换乘驼峰航线经过喜马拉雅山，最终到达了昆明。在与汤飞凡的合作下，樊庆笙用从美国带来的仪器设备和菌种，使得青霉素的研究进度大大加快。年底第一批青霉素面世，使战乱中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生产青霉素的7个国家之一。虽然只是小规模的试验生产，但也拯救了无数前线士兵的生命。

樊庆笙——中国青霉素之父

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樊庆笙从美国带回的青霉素菌种

与此同时，西北防疫处和贵州的生物制品机构作为后方，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承担了国内大部分省市的防疫工作。

年抗战胜利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解放区，都竭尽所能的生产着各类制品。东北卫生技术厂（新中国后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在此期间，赶制了大批斑疹伤寒疫苗和破伤风血清等各类制品。为战时的防疫工作做出了贡献。

年解放军接管了中央防疫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系统的建立生物制品机构。

当时仍然有很多烈性传染病肆虐全国。和传染病作斗争，就是当时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了保证有效的生产和供应，国家决定按行政区建立生物制品机构。在北京，兰州，长春的基础上，继续在上海，武汉，成都成立了生物制品研究所，最终形成了六大所的布局。另外在昆明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和生产。

在六大所建立的同时，年成立了生物制品检定所，并且在汤飞凡的带领下，编写《生物制品法规》。随着《生物制品制造检定规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有了统一的质量标准和生产方法，质量管理步入正轨，也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提高。

年防疫处改名为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任所长。在此期间，他研制出了黄热疫苗，遏制了年鼠疫的流行，用新的方法生产出了大量天花疫苗，使得年天花在我国就被消灭，比世界早16年。

年，57医院开始潜心研究沙眼病原体的工作，在经历了上千次的试验之后，仍没有成功。他决定寻找新的方法，当时都认为沙眼是一种病毒或者细菌，分离过程要用到抗生素，会不会是抗生素导致了沙眼病原体的死亡？于是凭直觉减去了青霉素（另一说为链霉素）的成分，终于成功的分离出了沙眼病原体，就是著名的TE8。之后又经过1年的时间反复确认，于年发表了试验结果。引起学术界的一片哗然。年为了证明结果，他毅然将沙眼病原体滴入自己的眼中，24小时之内就引发了急性感染，在随后的的40多天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冒着失明的风险，从眼中刮取的样品中再次分离出了沙眼病原体。

沙眼衣原体

发现了原因，也就使人们找到了治疗的药物，沙眼的发病率在迅速的降低，至今几乎绝迹。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之后的“拔白旗”运动中，汤飞凡受到了莫大的批判，对于无端的羞辱，他选择以死明志。年9月30日，61岁的汤飞凡在北京自尽，从此沙眼的研究工作渐渐停止。不得不说是我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

年，国际上将沙眼病原体这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对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便是名副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鉴于汤飞凡在沙眼病原体的研究和鉴定中贡献突出，决定向他颁发金质奖章，并参加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大会。可IOAT并不知道，这世界上早已没有了汤飞凡。

颁发给汤飞凡的金质奖章

年，国家发行的中国科学家系列邮票，其中一枚便是汤飞凡。

年非典爆发，大家都在家里不敢出门，当时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不禁感叹“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在那些艰难的时期，生物制品行业也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很多前辈们仍然在坚持研发。

年。顾方舟从苏联学习回国之后，带团队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为了证明疫苗的效果，顾方舟带头用自己的孩子为实验对象，冒着孩子瘫痪的风险，含泪观察疫苗在孩子体内的反应，最终证明是成功的。

顾方舟和他的孩子

虽然疫苗成功了，但如何经过长途运输，送到每个孩子口中却也是个不小的难题。当时没有各种现代化的密封包装材料，于是大家集思广益，受到街边摇元宵小摊的启发，将疫苗原液和糖粉，奶油混合后做成小圆球的形状，不仅方便运输，也让儿童更容易接受。这也就是广大儿童吃到的“糖丸”。守护了每一个孩子健康的顾方舟也因此得名“糖丸爷爷”。经过数十年的全国推广，我国在年实现了无脊灰国家的目标。

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由于全国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经济建设上，我国的生物制品行业也获得了新生。各个企业开展了各种承包活动，包括增加设备、吸引人才、扩建厂房等等。企业的活力得到了很大提升，产品质量数量相应提高，保证了全国计划免疫以及扩大免疫规划政策的实施。

儿童免疫卡，是儿童接种疫苗的凭证

计划免疫，即根据疾病发生趋势，由国家出资，进行有规律的疫苗接种工作，使人提前获得免疫机能，也就是俗称的“一类苗”。随着计划免疫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可以预防的疾病达到了15种。分别是：乙肝，结核病，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风疹，腮腺炎，乙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甲肝，流行性出血热。炭疽，钩螺旋体病。

除了常规的免疫，在突发事件上，生物制品也在保卫着我们的健康。比如年唐山大地震，年洪水，年汶川地震，都需要各种疫苗血清，来保证大灾后无大疫。

唐山大地震后的防疫工作（摄于唐山大地震博物馆）

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百年历程，不仅给我们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还在卫生医疗，战备救灾，对外支援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公共卫生实力的提升，全民身体素质的增强，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